To be a backpacker or a kindergarten student?

　　中华民族是一个盛产故事的民族，也是一个善讲故事、爱听故事的民族。今天我们该如何讲好中国故事呢？总体而言，就是要真实再现中国的历史与现实，准确反映中国人民的生活与心声，全方位、大视野、多角度地呈现中国的发展与进步。就当前文艺创作来看，中国故事要做到真实、准确、完整地呈现中国，无论是历史题材还是现实题材，都必须避免误读历史。要做到这一点，须把握好下面三个关系。

　　一、把握好个体与整体的关系

　　在微观历史、口述史和非虚构写作泛滥的今天，在日常生活史、个人口述史、“小历史”在各种各样的传播媒介上出尽风头的今天，在部分史学家和“公知”们沉溺于五花八门、五颜六色的微观史的今天，我们的文艺创作同样面临这个不容回避、亟需解决的问题，即如何有效抵制以个体遮蔽整体的述史倾向，正确把握个体与整体的关系。

　　要把握好个体与整体的关系，我们就不能轻易相信一个人的口述史，要树立大是大非的大历史视角，要有宏观的、整体的、全局的历史意识。当下一个不可忽略的现象已经浮出水面——个体的历史越来越清晰，整体的历史却越来越混沌。细节片段的微观历史遮蔽了总体全局的宏观历史，混乱、平庸的微观叙事瓦解了宏大叙事，主观、任性的微观书写离析了唯物史观和人们看待历史所应秉持的严正态度——显然，这是当代知识变迁过程中一种错位的“非典型状态”。

　　一个人的口述史，只是一个人的，他的想法、看法、说法，是否就是历史呢？是否还原了历史的真相呢？会不会陷于“一叶障目，不见泰山”的述史误区呢？历史的“碎片化”和“碎片化”的历史，实质上已经说明个体、个性化甚至个人主义的微观史终究不能承担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历史责任和使命，更无法克服其自身致命的弱点——没有足够的能力和史识来理解、诠释世界已经发生和正在发生的重大转变。

　　对重大历史与现实问题的失语和无力，是微观书写所面临的最大挑战。要见树木，更要见森林。讲好中国故事，离不开宏大叙事，必须实事求是地回到历史现场和现实语境当中，完整书写整体的现实（历史）和现实（历史）的整体。我们必须突破现实(历史)的局限，不当“事后诸葛亮”，不做“马后炮”，以客观的、历史化的态度正视现实（历史）的深度价值和潜在秘密，循着实事求是和辩证唯物主义的路径，在大局大势中把握中国现实（历史）发展的主题和主线、主流和本质——这才是真正的大历史的视角，从而避免陷入历史虚无主义的泥淖之中。

　　二、把握好历史与现实的关系

　　历史是昨天的现实，现实是明天的历史。历史不是人类的包袱，而是智慧的引擎；历史不是藏着掖着的尾巴，而是耳聪目明的大脑。历史更是一种文化，是一种价值观。讲好中国故事，就必须把握好中国历史与中国现实的关系。

　　我们既不能戴着显微镜放大中国历史和现实的偶然，也不能戴着老花镜模糊中国历史和现实的必然，更不能戴着有色眼镜或透过哈哈镜任意涂抹、歪曲中国历史和现实的真实面目，搞历史虚无主义。

　　“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眼见不一定为实，耳闻不一定为虚。现象不是现实，现实也不等于历史。历史人物推动或改变了历史，同时又被历史推动和改变。任何现实和历史的人物，所亲见亲闻亲历的也只是其亲历历史事件的一个瞬间，在主动和被动之间，在历史现场的他也不一定清楚自己的角色和使命，而“新闻背后的新闻”或许才是真实的历史。就像“小我”是“大我”的一部分，现实也只是历史的一部分。有时候，我们需要通过现实来丰富历史；有时候，我们又需要通过历史来把握现实的真相与本质。

　　中国故事就是中国历史。讲好中国故事，同样需要具备良心、良知来造就良史，需要在常识的基础上建立共识造就知识。何谓知识？知即调查研究，识为辩证分析。因此，我们必须学会用辩证法。辩证法的基本精神就是理论联系实际，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辩证法要的是在事物之间活学活用各种道理，灵活地看问题，机动地做事情，也就是用正确的方法去做正确的事情。

　　辩证法要求我们从整体的角度去思考，就是说，一个事物的各部分必须在整体联系中才能真正被理解；辩证法还要求我们以历史的眼光去看问题，一方面历史在操纵着我们（任何一个历史人物都包括在内），另一方面，我们又在创造历史，我们在历史中处于承先启后的位置，所以我们的所作所为既有来路又有去处，才能踩在历史的点子上，不然就会被历史抛弃。因此，讲好中国故事，就要把握好历史和现实的大是大非，就是要讲述中国历史和现实中最有价值的那部分故事。何谓最有价值的中国故事？一句话，就是推动民族、国家和人民的进步，有利于民族、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的故事。

　　三、把握好中国与世界的关系

　　当下，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机遇与挑战。面对时而鼓吹“中国威胁论”时而又唱衰中国的舆论战，如何讲好中国故事，要求我们文艺工作者尤其要把握好中国与世界的关系。

　　早在1942年，毛泽东在延安就“如何研究中共党史”的问题提出了“古今中外法”，强调要弄清楚所研究的问题发生的特定时间和特定空间，把问题当作一定历史条件下的历史过程去研究。他强调，研究中共党史，应该以中国为中心，把屁股坐在中国身上。讲好中国故事，同样也应该以中国为中心，把屁股坐在中国身上，让中国走向世界，同时也让世界走进中国。

　　因此，我们不能浅薄地拿过去类比今天，拿外国类比中国，否则就会滑入经验主义、教条主义和主观主义，陷入痴人说梦、盲人摸象的唯心主义。而那些靠炒作中国的负面新闻来标新立异的人，那些像狗仔队一样挖掘中国花边新闻来哗众取宠的人，那些不惜自降人格国格媚俗媚外媚低级趣味的人，那些搞解构、颠覆、重塑等所谓新名词新花样的人，那些宣称“以黑暗寻找光明”专事暴露阴暗丑陋的人，终究将被历史所抛弃。

　　总之，讲好中国故事，我们在文艺创作导向上要把握好“三场”——立场、现场和气场，从而使作品完成能量、动量和质量的转换；在创作方法上要把握“三视”——仰视、平视和俯视，从而使得作品拥有敬畏、尊重和批判精神；在创作理念上要把握好“三观”——宏观、中观和微观，从而使得作品怀抱全局、情节和细节，从而使得作品具备大格局、大视野和大情怀。尤其在创作重大历史题材作品时，作家更要有足够的耐心，在对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审慎的记叙中，在对史料去伪求真的过程中，锤炼自己的史识、史才、史德，从真切的历史感中获取丰富的灵感和深刻的思想，创作出优秀的文艺作品，引导读者树立正确的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文化观。（丁晓平：解放军出版社）